二月河、戴逸都不足道,对康雍乾三朝需要更多反思

bbin官网/2019-02-19/ 分类:bbin娱乐官网/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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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最强盛的时代,也是清帝国与世界强国逐渐拉开距离的时代。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。

1853年7月8日(嘉永六年六月三日)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,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(今横滨),向德川幕府提出开国通商要求。面对佩里舰队的巨大压力,德川幕府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。美国舰队强大的武力,迫使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,于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签订了“日美亲善条约”(日美神奈川条约),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、箱馆(今函馆)两港口,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,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。此外,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,并享有最惠国待遇。不久,英、俄、荷等国援例而至,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。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,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。

作为亚洲小国,日本在无可抗拒的压力下被迫对外开放。恰恰是由于清朝“国力强大”,加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,使得乾隆皇帝傲慢自大,不屑于与英国人通商。满清皇帝自我标榜的“康雍乾盛世”,并且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所谓的“盛世”意识,不仅让乾隆志满意得,而且经过文字记载流传至今。如果把这100多年放到秦代以降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中来看,它确实有其可取之处。但是,从横向来看,这一时代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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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图片

首先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 科技水平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,而不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。更不必说,康雍乾三朝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,与英国民众无法相比。

其次,在欧洲工业革命爆发之际,清政府为了“江山永固”选择闭关锁国的政策,限制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,并且使用禁海等种种手段把中国与世界隔绝起来,导致中国人无法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。这种闭关锁国不仅体现在外贸和外交领域,而且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它导致相当多的中国人与世隔绝,盲目排外。闭关锁国与文化专制相结合,不仅形成了物理上的限制,而且体现为一种思想的禁锢和束缚,导致了中国人思想封闭,眼光狭隘。

第三,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保障。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、禁锢思想以及轻视科学制度的封闭性、汲取性制度,主要对应于农业文明时期,而不适应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。在西方,这一时期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阶段。清廷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极力排斥,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对我国产生多大影响,也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。

从历史上看,汉、唐、宋、明等皇权专制时代,每一个王朝在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兴、盛、衰、亡等不同的历史特征。一般来说,在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,统治者基于前代灭亡的教训,往往会严格自律,约束自己,以避免重蹈覆辙。从顺治到康雍乾时代,也有类似特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君臣的更替,其后统治者的自律很可能逐渐降低,以致王朝弊病积重难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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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·吉尔雷绘制的马戛尔尼觐见图

戴逸先生认为,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,国家统一、经济繁荣、政治稳定、国力强大、文化昌盛。在我看来,生活在现代的戴逸先生在评判“康雍乾盛世”时,所使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评判标准。他完全忽视了个人的尊严、自由和权利。就古代社会而言,与欧洲的封建制相比,中国的君主专制权力更为集中,按照政治史家刘泽华先生的归纳,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,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切方面。君主依靠兵、刑之权,武力支配社会,实现“五独”,即“天下独占”、“地位独尊”、“势位独一”、“权力独操”、“决事独断”,拥有统属、处置社会、经济一切的决定权。

在政治和宗法制的压迫下,个人权利受到严重束缚。清代皇帝最注重的是维护专制统治,防内甚于防外,朝廷高度集权。《大清律》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刑法之大成,“谋反”、“谋大逆”、“不义”等被统治者列入“十恶”,一律处以极刑。禁止百姓集会结社、聚众罢市、喧闹公堂,禁止编写歌唱违禁词曲。清朝利用保甲制度钳制民众。不论城乡,每10户人家里一个“牌头”,10个“牌头”立一个“甲头”,10个“甲头”立一个“保长”。每户人家门口必须悬挂一块牌子,写明户主姓名,成年男人数量并登录在当地官府册集上,便于岁时稽查。全国城乡的店房、寺院等必须设立册籍,记录各地往来客商。地主、窑主或厂主必须对佃户和佣工严格管束,或附录在牌甲之末,或附属于本户之下。如果发生反抗事件,保甲制度下的有关人家要一并连坐,以此让各户互相监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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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画像

此外,康雍乾三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,以及实施恐怖统治,大规模的“文字狱”和禁毁书籍,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,知识人要么潜心八股式的程朱理学,要么潜心于考据。中国人的思想创造力被牢牢束缚,这不仅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落后,也导致了思想文化,甚至中国人精神的全面萎缩。

即便与清代之前的朝代相比,康雍乾三朝在民生方面有所改善,经济有所发展,但是,统治者可以仅凭这些就充当人民的牧者吗?难道他们就能以此将民众当做动物农庄中的动物吗?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说:“两千年之政,秦政也,皆大盗也;两千年之学,荀学也,皆乡愿也。唯大盗利用乡愿,唯乡愿工媚于大盗,二者交相资,而罔不托之于孔。”二月河的小说对康熙、雍正和乾隆颇有赞誉,此番姿态与戴逸先生如出一辙。在历史研究中,人们可以将康雍乾三朝与历史上的汉唐盛世相比,但也要看到它在思想钳制、闭关锁国上危害极大。在价值取向上,今天的人们需要以现代的眼光反思康雍乾三朝,更需要反思的是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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